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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河:在中央党校亲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黄晓河:在中央党校亲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耀邦入校后,黄晓河亲历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我党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把实践标准作为检验“文化大革命”乃至真理的标准,作为评判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的标准,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大范围地严肃地提出来,认真地进行讨论,是耀邦主持下的中央党校。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而新时期的大门,是通过1978年5月下旬开始的这场全国范围内大讨论打开的。


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

      1975年上半年,我们进入了毕业分配阶段。就在此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到复旦大学哲学系招一个名额。系里决定把我推荐给中央党校。1975年8月底,我到北京中央党校正式报到。

      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它位于北京西郊颐和园北侧。整个建筑规划,是杨献珍在20世纪60年代初按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图纸建造的。特别出众的是,刻有浮雕的八层主楼和与之对称的大礼堂,在静穆中透出欧洲中世纪的某些建筑元素。站在主楼或大礼堂三层巨大舞厅里,可以近看南面颐和园的万寿山、西南的玉泉山,远眺北京西郊的香山。当年环境没有多少污染,雨后的西山清晰可见,几乎就像在党校的西墙外。真是一方宝地!更为珍贵的是,中央党校曾集合了中国一个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曾在这里兼过职或任过教;杨献珍(提出辩证唯物论应当既讲“一分为二”又讲“合二而一”的所谓“合二而一”论的倡导者)、艾思奇(《大众哲学》的作者)、郭大力(《资本论》的翻译者)等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曾长期在这里任教。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了这一殿堂!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党校复校,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校”(简称“中共中央党校”或“中央党校”)。同时宣布: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兼任,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

      耀邦入校后面临纷繁复杂的工作局面:一方面,党校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必须彻底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为广大遭受“四人帮”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这两件事都必然会牵扯到康生,而此时的康生还顶着“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光环。只有彻底瓦解康生和“四人帮”在中央党校的帮派体系,平反党校历史上大量的冤假错案,才能建立新的领导班子,党校广大干部群众才会精神振奋。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党校必须尽快复校的指示。这里涉及针对被“四人帮”搞乱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清除流毒和拨乱反正,应如何设立班次和课程,编写教学大纲、选择教材和组织辅导?怎样收回和修缮被总参等部队长期占用的学员校舍和教员宿舍(可能还需为遗散占党校用房的部队向北京市借周转房)?以及如何调入急需的教学研究骨干和后勤管理人员等等。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胡耀邦采取了召开领导骨干整风会议的形式,推进揭批“四人帮”运动,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建立新的领导班子,同时紧张地抓好中央党校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

      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于1977年4月7日开始,9月结束。耀邦同志全程主持了党校整风会议(中途因耀邦参加中共中央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休会)。6月23日上午,耀邦在整风会议全体会上说:今天会两个议程,第一通过我们党校出席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名单,第二宣布中央批准的党校干部名单。他说:“经过一个月酝酿,6月15日向中央写了一个干部任命报告。17日得到华主席和汪东兴同志批准。”随后,耀邦同志亲自宣读了任命名单,其中他宣布:“黄晓河同志担任中央党校青年团书记。”这一年,我28岁。

耀邦推荐我任校党委委员

      国庆节一过,我就与校清查办新来的一位同志奉黄宣文、桑子桢之命,按照中央十一大关于“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指示,根据校整风会议检举揭发出武葆华等的大量问题,南下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几省进行专案调查。时间长达一个半月。因这次调查,我错过了中央党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即197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隆重召开的复校开学典礼!

      在江苏省的连云港市,我们调查了武葆华这个自称“贫雇农”和“帮佣”的儿子的家庭历史情况。我们从工商等历史档案中查到:武葆华的父亲原拥有大片盐田,雇有盐工,是当地的一个盐商,后来才破落。这本不是什么大事,但也可看到武葆华文过饰非、假话连篇的特点。在上海,我们请上海市委安排,在华山路附近的一幢花园洋房里见到了正接受审查的徐景贤,在公安局的一个看守所提审了被关押的陈阿大,向他们调查了武葆华的一些相关问题。在浙江杭州,校“清查办”桑子桢通过他的战友王芳,安排我们见到了被隔离审查的原省革会副主任,了解她与武葆华的往来活动。在福建厦门,我们住在市委招待所,调查武葆华的同学、厦门大学“造反派”头头和革委会主任,数次来北京与武葆华密谋和互相串联的情况。

      到11月中旬,我们在厦门市委招待所要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向黄宣文、桑子桢汇报外调的情况,请示下一步的任务。黄宣文最后对我说:“晓河,你不要离开招待所(当时不是每个房间都有电话),周邦佳(校政治部负责干部工作的副主任)找你有事。”十分钟后,周邦佳的长途电话就到了。他在电话中通知我:“晓河,中央批准党校成立临时党委会。耀邦担任党委书记。耀邦推荐你担任党委委员。你要马上回北京参加党委会。”

      回京后,我看到了这一任命名单。中央党校临时党委成员有:胡耀邦、冯文彬、李一非、牟泽贤、成仿吾、伍辉文、黄宣文、杨长春、白映秋、李玉晨、桑子桢、周邦佳、郑宏璋、吴江、周逸、黄晓河共16人。其中常委成员有:胡耀邦、成仿吾、冯文彬、牟泽贤、李一非、伍辉文。胡耀邦任书记。后来又增加了几位副书记,他们是:马文瑞、张平化、安子文。而整个党委委员中,六十岁以下可能只有我一人。

耀邦遭遇“两个凡是”观点

     在中央党校骨干整风会议前后,我还亲历了一些事情。回忆这些往事,也可看出耀邦到中央党校最初的一段时间,他在校内乃至中央所面临的复杂的政治局面,以及他驾驭这种复杂局面所表现出的博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

      第一件事大约在1977年7月上旬,耀邦指定范若愚(周总理的理论秘书、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桑子桢和我三人,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一个会议室开会。主持会议的是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汪东兴。但这个会议他是以中央副主席和中办负责人的身份召开的。中直系统大约有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汪东兴在会议一开始说:这个会议叫做中直系统补选十一大代表的会议(因当时中直各单位十一大代表名单已在6月底报中央)。补选人员是三人:于桑、曹轶欧(还有一位我记不清了)。在介绍这些人的简历后,我们这些选十一大代表的代表,就进行了投票。就在汇总和计票这段时间,汪东兴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主要针对两个问题。一是他说:“现在有人动不动就提出编写党史。我要问一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刚出,《毛泽东全集》还没有发表,你编写党史的依据在哪里?你没有依据怎么编写党史?”二是他又说:“现在还有人动不动就要写回忆录,说是要回忆毛主席。我说与其说你回忆主席,不如说回忆你自己!过去就有人写《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说是回忆毛主席转战陕北,自己是个排长,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到我这里问了一点情况,就回去写回忆主席的文章。难道不是回忆你自己?”说到这里,汪东兴可能也感到有些绝对化了,又说:“当然,刘帅的回忆录写得很好!”

      汪东兴讲话显然意有所指。因为就在这讲话之前,耀邦在整风会议和教研室(包括《理论动态》组)多次讲到:“党史、党风都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一部正史,修好党史是我们中央党校的历史责任!”耀邦还多次讲:“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继承毛泽东思想。不是继承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具体做法,比如让毛远新当联络员、远离政治局大多数同志,这样的做法要继承吗?不能继承这些(这些讲话在当时是何等震聋发聩)!但即使如此,主席是我本人一生中有幸遇到的最伟大的领袖。我是‘少年得志’,二十三岁当八路军干部部长,历史上多次得到毛主席的教诲。我这辈子要写关于主席的回忆录!”在这些背景下,桑子桢对我说:“晓河,你尽快把讲话记录整理好,我报给耀邦看看。”耀邦看后,大笔一挥批了几个字:“全文传达!”

      桑子桢在大礼堂传达后,全场哗然!

耀邦推动组织路线拨乱反正

      1977年10月7日,在耀邦命题和指导下,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教员杨逢春、叶扬、陈中等撰写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翻‘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颠倒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了舆论准备。同年12月,耀邦被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还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党委书记)。同时,中央决定马文瑞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协助主持党校工作。耀邦到中组部后,大刀阔斧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加班加点地平反冤假错案,赢得了全党广大干部的一致赞扬和尊敬。

      就在1978年1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我刚由厦门回京不久,从党校十六楼去北食堂吃晚饭,饭后拿着空饭盒正往宿舍走,看到耀邦的红旗轿车停在甲级宿舍楼路旁(耀邦在其中一个单元办公和休息)。我想耀邦当中组部长后已有一个多月没看到他了,就想去看看他。当我一推门进屋,看到耀邦正戴着老花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戴眼镜)坐在陈维仁的办公桌旁看报。看到我贸然而来,耀邦目光从镜框上方看着我说:“我是从中组部‘逃’回来看报的。在那里连看报的时间都没有!”我那时真是年轻不懂事!没有马上退出去让耀邦休息和看报,反而坐下汇报起这次外调武葆华老家时听到的一则趣闻:在连云港,我们听当地人说,当年耀邦为某项工作要到连云港,毛主席知悉后就说了一句:你这是要到孙猴子老家了。耀邦听后不解,就在当地调查研究,后在一位老道的帮助下发现了“花果山”。耀邦饶有兴致地听完这个趣闻笑而不答。对我汇报的其他见闻,耀邦说:“你要向青年做报告!”正在这时,外面有一位老干部推门而入,大笑着说:“在中组部没找到你,就‘追’到这里来了!”可见这位老同志与耀邦熟不拘礼。耀邦马上站起来说:“晓河,此人叫周惠,赫赫有名的!”我赶紧起身告辞了(因对党史的孤陋寡闻,我当时并不知周惠为何许人,后才得知,周惠在庐山会议与彭、黄、张、周同受严厉批判)。不久,他就在内蒙古重新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耀邦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

      耀邦入校后,我亲历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我党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把实践标准作为检验“文化大革命”乃至真理的标准,作为评判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的标准,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大范围地严肃地提出来,认真地进行讨论,是耀邦主持下的中央党校。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揭批查的深入和拨乱反正的开始,不可能不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不可能不触及“四人帮”鼓吹的又曾被毛主席认可的某些观点的评价;进而,又必然会涉及到对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路线的评价,对毛主席的许多观点、论断、指示的评价,乃至于对伟大领袖本身的历史评价。对此,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早在1976年10月26日即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明确布置: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评判。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分管中央宣传口工作,他与华国锋持相同的态度和立场。在汪东兴的直接指导下,由李鑫(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具体负责,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最主要的论点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至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当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耿飚看了这篇社论后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针对“两个凡是”观点,首先是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小平又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思想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结论。”

      耀邦在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继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同时,更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上批评了“两个凡是”观点。在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人员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在他亲自起草的叶帅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在中央党校研究党的第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时,耀邦反复强调:“研究三次路线斗争,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事实,要由实践检验,不能依据文件,不能依据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些基本观点今天看来习以为常,但在当时却有震聋发聩之功。

      正是依据小平、耀邦的这些科学的指示,吴江为首的理论教研室和“理论动态”组,在1978年1月18日就“怎样进行研究”给耀邦写了报告。报告中提出两条指导原则:(一)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精神实质为指导,去进行研究;(二)“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些指导原则,其实也是吴江深藏内心的观点。早在1977年7月党校整风会议期间,由于一般是下午开会,吴江当时作为哲学教研室主任也住在十六楼办公室(那时家还没有由城里搬到小北院),这段时间几乎每天中午他会拉我或其他哲学室年轻人去党校人工湖游泳。我记得有一次只有我们两人。他游完泳后更衣时若有所思地对我讲:“晓河,我看,党校有的人写文章很有意思(吴江是不久前刚从外单位调来的),总是马克思怎么讲、列宁怎么讲、毛主席怎么讲,因此就应当是怎么样,这不行!”

      正因耀邦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水准,吴江本身也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内在动力,因此,当胡福明文章送到《理论动态》经孙长江整体修改后,报吴江又亲自执笔做了重要修改,文章新意尽出,针对性更强。耀邦最后拍板定稿,首先于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刊登,随后由杨西光批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紧接着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同一天在罗瑞卿支持下又在《解放军报》转载,从而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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